|
摘要 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一主要矛盾在区域维度体现为我国地区间经济发展的不平衡问题。基于省际数据所提供的区域间经济发展不平衡证据，进一步的分析显示地区间经济发展失衡可能导致欠发达地区的潜在地方债风险、人口向一线城市过度集中的“大城市病”和欠发达地区人口空心化、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减弱。解决旧矛盾、释放新动能：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战略，“一带一路”的陆地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美丽中国”建设，乡村振兴战略等政策构成了解决地区间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可能路径框架。对这一问题的解决有利于避免上述不利影响弱化经济增长动能，从而促进经济发展“新动能”的释放。 正文 一区域经济发展失衡：省际证据 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从区域维度考察这一主要矛盾，则落脚到我国地区间经济发展的不平衡问题。用人均GDP衡量各省的经济发展水平，省际的人均GDP标准差系数（标准差/平均值）可以反映各省经济发展水平的相对离散程度。从长周期来看，改革开放后，80年代各省经济发展相对差距收窄，90年代省际经济发展差距又重新扩大；本世纪省际经济发展相对差距总体收窄，但年后又重新扩大。省际经济发展差距也影响了省际劳动收入的不平衡状况，省际人均工资标准差系数的变动趋势同人均GDP指标基本一致，但波动更为剧烈，并且自年后就开始反弹。省际的人均GDP标准差和人均工资标准差则一直处于扩大趋势中，显示地区间经济发展与收入的绝对货币差距不断拉大，叠加省际经济发展水平的相对离散程度反弹，我国地区间经济发展不平衡问题仍较为突出。 理论上，经济欠发达地区可以借助后发优势和低基数，具有较高的经济增速，进而追赶发达地区，缩小地区间经济发展差距。从较长的时间周期来考察，如果以各省-年均的人均GDP为横轴、以各省同期的年化平均经济增速为纵轴，可以得出一条斜率为负的回归线，显示总体上看经济落后的省份经济增速更快，有利于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的改善。但不难看出这样的总体统计规律较多受到极端点（左上角贵州、右下角上海）的影响，如果排除极端点，则剩余的省份难以充分体现欠发达地区经济增速更快的统计规律。我们进一步按照经济发展水平（人均GDP）由高到低，将31个省分成四组（第一组：天津、北京、上海、江苏、浙江、内蒙、广东；第二组：辽宁、山东、重庆、吉林、湖北、陕西、宁夏；第三组：湖南、青海、海南、河北、新疆、黑龙江、河南、四川；第四组：江西、安徽、广西、山西、西藏、贵州、云南、甘肃），考察各组经济增速的中位数，以排除极端值的影响。可以看出，-年最发达地区（第一组）的经济增速高于其他地区，对应于同期省际人均GDP相对差距的扩大。年起，其他组的经济增速赶超发达地区（第一组），对应于同期省际人均GDP相对差距的收窄。年后各地区的经济增速都有所回落，发达地区（第一组）的表现较为稳健、降幅相对其他组的省份更小，导致相对欠发达地区的经济增速优势减弱，年后甚至出现了发达地区（第一组）经济增速对其他地区的赶超，对应于省际人均GDP相对差距的反弹。保持欠发达地区经济较快发展、缓解地区间经济发展不平衡状况，仍然任重道远。 二 地区间经济发展失衡的不利影响 2.1欠发达地区的潜在地方债务风险 经济欠发达地区更依赖以投资拉动本地经济增长。用各省的经济发展水平（年人均GDP）作为横轴，分别用同期消费、投资、货物和服务净流出占GDP的比重作为纵轴，显示消费占GDP的比重同经济发展水平之间主要呈现正U型关系，净出口占GDP比重同经济发展水平之间主要呈现倒U型关系。投资占GDP的比重同经济发展水平之间主要呈现负相关关系，并且回归曲线的可决系数显示，年数据的拟合优度（R^2=0.27）高于年（R^2=0.14），即年投资GDP占比同经济发展水平之间的负相关关系比5年前更为显著了，欠发达地区以投资拉动当地经济增长的倾向性可能有所加强。 由于社会资金来源相对有限，经济欠发达地区的固定资产投资更倾向于以来财政资金支持。截面回归分析显示，年省际人均GDP的差异可以解释各省财政预算资金占固定资产投资资金来源比重差异的20%以上，尽管各省的固定资产投资预算内资金并不一定来源于本省财政支出（还可能有中央财政的投资），年省际人均GDP差距仍可以解释各省固定资产投资预算内资金与本省财政支出比值差异的35%以上。一些经济欠发达省份（西藏、甘肃、云南、青海、新疆），来自国家预算的固定资产投资资金相当于同期本省财政支出规模的30%以上，如果来自中央财政的投资支持不足，则地方财政的投资开支压力会相对较大。 为满足投资拉动当地经济增长的财政资金需求，欠发达地区的地方政府可能需要通过追加举债进行融资。截面回归分析显示，年省际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可以解释各省赤字率（地方公共财政支出与收入之差/当地GDP）差异的65%以上，省际赤字率的差异则可以解释各省政府杠杆率（地方政府负有偿还责任的债务/当地GDP）差异的37%以上。因此地区间经济发展差异影响地方潜在债务风险的逻辑可能在于：经济欠发达地区依赖投资拉动经济增长，在投资社会资金来源有限的情况下更侧重政府投资，政府投资支出又推高地方财政赤字，进而倒逼地方政府加杠杆融资。 2.2人口集中与“大城市病” 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背景下，人口从欠发达地区向发达地区迁徙集中，容易导致发达地区城市出现人口过度拥挤、交通堵塞、住房困难、环境恶化、资源紧张等“大城市病”，同时部分欠发达地区出现人口空心化问题。由于人口迁徙增长是较长周期的经济活动，我们计算了-年各省（直辖市）的城市人口密度变化，并将它对同期各省的年均经济发展水平（人均GDP）做回归，得出斜率为正的回归曲线，显示经济越发达的地区城市人口密度增长更快、更容易出现“大城市病”，而同期一些经济欠发达地区的城市人口密度甚至下降。考虑到城市人口密度增加一方面来自于外地人口迁入和本地农村人口城市化、另一方面来自于原有城市居民的自然增长，我们借助各省的人口自然增长率数据，测算了扣除本地自然增长后，由于外地人口迁入和本地农村人口城市化所导致的城市人口密度变动。回归分析显示，扣除本地人口自然增长因素后，回归曲线的拟合优度（R^2）上升，省际经济发展差异对各省城市人口密度变化的解释力提高了。这说明地区间经济发展水平差异对各地城市人口密度的影响，主要是通过吸引外来人口迁徙和本地农村人口城市化而实现的，而非通过影响各地的自然增长率。结合发达地区的城市人口密度上升和欠发达地区的城市人口密度下降，人口有从欠发达地区向发达地区大城市聚集的倾向，容易引起发达地区城市人口过度集中的“大城市病”和欠发达地区的人口空心化问题。 2.3不利于消费拉动经济增长 理论上边际消费倾向随收入增加而递减，因此当总收入给定时收入分配越均衡，对应的总消费量更高。过大的收入分配差距一方面抑制了消费倾向较高的穷人增加消费，另一方面高收入群体则相对更倾向于增加储蓄而非消费，不利于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在收入差距较大的情况下，中位数收入比平均收入更能代表总体的收入水平。我国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的中位数有-、-年连续两段季度数据，在这两个时段总中位数收入增速同社零增速的相关性都超过了平均收入，说明总体收入提高所导致的中位数上升比高收入群体增收所导致的平均收入上升更能够促进消费。地区间经济发展不平衡对消费的影响可以来自两个维度：一、地区间经济差距拉大导致各地居民收入差距扩大，从而通过上述机制制约了全国消费的增长；二、如前文所述，欠发达地区更倾向于依赖投资拉动当地经济增长，从而不利于消费发挥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我们测算了全国消费、投资对经济增长贡献率的年度数据，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同省际人均GDP标准差系数增量负相关（相关系数-0.14）、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同省际人均GDP标准差系数增量正相关（相关系数0.19）。因此地区间经济发展不平衡制约消费对经济增长贡献的两个维度都可以获得证据支持，地区间经济发展差距扩大（省际人均GDP增加）不利于消费拉动经济增长。 三 解决地区间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可能路径 解决旧矛盾、释放新动能。地区间经济发展不平衡是我国经济尚未解决的问题之一，也构成了社会主要矛盾的组成部分。地区间经济发展失衡可能导致欠发达地区的潜在地方债风险、人口向一线城市过度集中的“大城市病”和欠发达地区人口空心化、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减弱。因此解决地区间经济发展失衡的“旧矛盾”有助于防范和化解地方债务风险，合理化人口流动避免大城市病，增强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避免这些不利影响弱化经济增长动能，从而促进经济发展“新动能”的释放。解决地区间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可能路径框架包括：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战略，“一带一路”的陆地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美丽中国”建设，乡村振兴战略等。 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对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问题具有直接针对性。城市化方面，以长江三角洲城市群、珠江三角洲城市群、京津冀城市群、中原城市群、长江中游城市群、成渝城市群、哈长城市群、辽中南城市群、山东半岛城市群、海峡西岸城市群、北部湾城市群、关中城市群这12个国家级城市群为依托框架，构建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城镇格局，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完善各城市群中心城市在医疗、教育等领域的区域公共服务职能，合理化城市群内部各城市职能分工合作，增强各区域中心城市的区域经济带动和辐射作用，吸引欠发达地区人口进入就近城市群的城市化，避免人口向少数一线城市过度集中。雄安新区建设也被归结在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表述当中，新区从无到有的规划建设与功能定位，可以为其他区域新城建设与当地人口就近城市化提供经验。上游水源地的生态保护一般具有全流域受益的外部性，如果生态保护成本仅由上游区域承担，则容易产生环保公共服务的供给不足，长江经济带发展的共抓大保护可以将上游水源地的生态保护成本转移给中下游受益地区，使流域环保的社会成本与社会收益主体匹配，从而促进全流域的协调发展。支持资源型地区经济转型发展等政策实施也有利于欠发达地区的经济追赶。 “一带一路”是中国扩大经济开放与促进国际合作的重要战略举措，丝绸之路经济带联通中国西部到中亚、西亚直至欧洲地区，为西部欠发达地区经济发展提供了机遇。“一带一路”的贸易畅通合作有望增强西部地区作为欧亚贸易运输通道的职能，促进贸易沿线城市相关商业服务发展。依托陆地欧亚贸易通道，“一带一路”的投资领域合作可以加强西部沿线地区的风力、煤炭、油气、金属矿产自然资源与特色农产品的开发利用，同时社会或国际投资资金的引入还可以帮助沿线欠发达地区降低对政府投资资金的过度依赖。“一带一路”基础设施建设方面，根据《中长期铁路网规划（）》，京兰、青银、陆桥、沪昆、广昆等高速铁路干线有望便利“一带一路”陆地贸易通道的人力资本流动，东北、西北、西南、成渝、云贵等方向上的快捷大能力通道降低货物贸易物流成本、提高货运量。面向“一带一路”国际铁路通道建设规划包括西北方向（克拉玛依-塔城（巴克图）、喀什-伊尔克什坦、喀什-红其拉甫、阿勒泰-喀纳斯（吉克普林）、阿勒泰-吉木乃等铁路及满都拉、乌力吉、老爷庙等口岸铁路），西南方向（南宁-凭祥铁路扩能，规划建设芒市-猴桥、临沧-清水河、日喀则-吉隆、日喀则-亚东、靖西-龙邦、防城港-东兴等铁路）、东北方向（集宁-二连浩特铁路扩能，规划建设伊尔施-阿日哈沙特、海拉尔-黑山头、莫尔道嘎-室韦、古莲-洛古河、虎林-吉祥、密山-档壁镇、南坪-茂山、开山屯-三峰、长白山-惠山、盘古-连崟等铁路），这些通道与国际铁路网的互联互通，对于增强沿线地区的国际陆地贸易通道职能起到清障作用。除此之外，电力、能源、医疗、通信、教育等“一带一路”配套基础设施的建设，在畅通欧亚陆路贸易合作的同时，也直接增加了对沿线区域的公共服务供给，助力欠发达地区的经济发展。 “美丽中国”建设要求加大生态系统保护力度。西部等欠发达地区生态环境较为脆弱，荒漠化威胁较大，“美丽中国”建设框架下的国土绿化行动，以及荒漠化、石漠化、水土流失综合治理的推进，有利于改善欠发达生态脆弱地区的生存条件，为当地人口和经济增长优化自然环境。根据现有的数据，、年全国风沙荒漠治理的财政支出包括京津风沙源禁牧舍饲粮食折现补助和其他风沙荒漠治理支出两部分，假设这样的关系在其他年份也成立，测算历年的全国风沙荒漠治理财政支出结构。测算显示近年来风沙荒漠治理支出的大部分可能都用于了治理京津沙尘天气，其他区域的投入相对较少。从省际数据来看，相对于其他省份，受荒漠化威胁较大的甘肃、内蒙治荒财政投入仍有待提高。“美丽中国”建设或可为原先环保投入薄弱地区的环境保护与发展环境改善提供机遇。 乡村振兴战略提出要巩固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完善承包地“三权”分置制度。我们在以前的专题报告[1]中指出，造成中国粮食成本较高的主要因素是人工成本过高，再结合中国固定资产折旧、维护修理费与燃料动力费等反映机械化工具投入占比较低来看，造成中国粮食生产成本过高的根源能主要是生产方式的差异：由于人均耕种面积较小，大规模的机械化生产难以开展，只能依靠人工投入。乡村振兴战略对农村集体产权制度的深化改革，有助于创新土地流转制度，改变土地细碎化状况，加快土地流转集中，对降低粮食生产成本具有重要意义。叠加农产品价格形成机制改革，乡村振兴计划可以同农业供给侧改革相辅相成相互促进，对农业生产者利润提高和农业地区加快发展起到积极作用。 [1]中信建投宏观深度：价格之翼之八农业供给侧改革，背景、重点与影响。 赞赏 |
